任何无根据地谩骂、攻讦企业家的行为都应该被谴责，但喧嚣背后隐藏的真实问题也必须得到厘清：企业家在某个时段有哪些具体言行？这些言行引发了同时代民众哪些反应，继而又对这些企业家给出何种评价？为何会有这种评价？

  每一代企业家都身处具体的时代背景之中。时代的洪流既造就了企业家，也框定了这一时代的“企业家想象”，一旦某一企业家切中了这一想象，时代将赋予其超出预期的盛誉。反之亦然。

  他逝世在2024年春天马上就要来临的时刻，恰逢国内楼市、股市遭逢相当复杂的情势。人们开始怀念他不进军房地产业、不上市、不贷款、不放贷的过往决策和投身慈善、热心公益、善待员工的种种作为，继而引发普遍的、持续的追思。

  在不同时间节点，人们对企业家的评价会有不同，甚至迥异。宗庆后先生身前的诸多言行，在其身后获得人们的认同，并加诸超越其本人和家属预期的声誉，是当下对于企业家这个群体的想象与期待。

  人们对一个企业家身前、身后的赞誉，既是对这个企业家言行的评价，更是在与同时代其他企业家的比较中给予的褒奖。

  当我们审视宗庆后先生身后事之时，这一点不可不察，或许就是打开民众“情绪心房”的唯一钥匙。

  在流量时代，这一趋势抵达最高潮，且适用于企业的品牌塑造，也适用于城市IP的打造。

  淄博的烧烤热如此，哈尔滨的冰雪热亦然。这次借着宗庆后先生逝世引发的社会化媒体平台讨论热潮及其线下行动延宕至今，未有丝毫落幕的迹象。

  社会化媒体平台受惠于也受制于这种超级流量，既因为抓住了超级热点话题而欣喜不已，也在主流媒体介入后面临巨大压力而难以舍弃。每个参与主体都深陷其中。

  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的超级话题往往不是各类话题词平均发力，而是高度聚集于一点，不及其余。因而，话题发酵得越彻底，话题的偏颇度就越高，甚至于最终背离了话题兴起的最初意义。

  比如，在哈尔滨冰雪热最初的讨论中，略带地域歧视和矮化的“南方小土豆”是超越了其他所有热搜话题的热词，彻底引爆了哈尔滨冰雪旅游的热度。

  有自媒体文章这样描述这一热词的传播轨迹：“南方小土豆”这个绰号尚未大火之前，某社会化媒体平台就首先挑起区域与性别对立，在事态发酵之后，再删掉原话题、换词条以延续热度。为讨论“小土豆”，该社会化媒体平台3天推了8条热搜，收获近5亿流量。

  上述自媒体文章还这样总结：从流量视角看，“南方小土豆”是社交媒体平台编辑最喜欢的那种“擦边”热搜——从设置动机到操作手法，步步都犯了监管的律条，但因为不涉及底线议题，又不介入恶性突发事件，因此没有极端风险。吃相不雅，却一本万利。

  宗庆后先生身后延宕至今的“尘嚣”也具备上述流量逻辑的所有特点：这场讨论以“背刺”为题起笔，继而引发商业信誉、国家认同、国籍归属乃至于公益行为，并由线上热议延烧至线下行动，最终影响到了消费行为甚至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

  所有并非基于事实和法律的过激言行自然应该被谴责，相关当事方还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这可能还不够，我们该将思考进一步引向深入：时代与企业家的关系问题。

  1987年，宗庆后当上杭州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的经理，那是娃哈哈的起点。图为宗庆后踩着三轮车送校簿的背影。图片来自：浙商杂志

  宗庆后先生的家人可能都没意识到，宗先生身后能收到如此高程度的官方和民间评价，尤其是后者。

  这也印证了中国人常讲的一句古话：质朴胜于浮华。宗庆后先生79年的一生给我们展现了一个中国企业家、一个浙商的良好形象：相对一致的言论、行为、价值观，不随波逐流的坚持。

  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电视画面就是：当主持人对他抛出“娃哈哈纯净水能否可以个性化定制”的问题时，他斩钉截铁地说：做不到。其实并不是技术上做不到，而是成本上的控制，个性化定制无疑意味着更高的价格。由此也可见这个老企业家的坚持与倔强。

  这些宗庆后身前的新闻媒体报道、回忆文章、视频画面终于在其身后持续发酵，被讨论、被加工、被讨论，形成一个一个绘声绘色的故事，最终汇聚成一场点赞宗庆后先生而贬低另一企业家的网络洪流。

  继而，网络洪流与时代洪流汇聚，给这个时代框定了属于当下的“企业家想象”。符合这一想象的，则誉之；不符合这一想象的，则谤之。

  早在去年《淄博：政通人和的政治想象》一文中，我就这样写道：新闻重事实重因果，社会化媒体平台重故事。故事有一定的事实基础，但也需要更加多的夸张、联想和感人。

  于是，在宗庆后先生身后，一个中年创业、坚持实业、热心公益、善待员工但也遭遇“背刺”的当代企业家故事就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被广泛传播开来。

  35年来，娃哈哈销售额达到8601亿元，利税1740亿元，上缴税金742亿元；

  2017年，适逢娃哈哈成立30周年，当年“双11”，宗庆后给员工们发放了3.3亿元的“剁手费”；

  2020年风云浙商颁奖典礼现场上，宗庆后也曾表示，2019年娃哈哈业绩稳步增长，发了6亿年终奖；

  自2000年杭州举办“春风行动”起，娃哈哈便每年出资帮助下岗职工、困难家庭等，今年还将继续捐款1000万元，累计善款将达1.45亿元。浙江省娃哈哈慈善基金会于2009年成立，至今年1月已累计助学、助孤、助老、助残超7亿元；

  娃哈哈“第一勤奋的人”，早上7点之前上班，晚上11点之后下班，每天工作超过16个小时。一年365天如此，几十年如一日，经常就住在办公室；

  去年12月中旬，娃哈哈举行2024年全国销售工作会议，面容消瘦的宗庆后当时出席了这场线下会议，还上台为全国卓越经销商等百余名先进工作者颁奖。

  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不久之后，他就在医院里面度过了人生的最后时光。

  从历史到当下，这都是中国人对“商人（企业家）”的正面“画像”：诚信经营、恪守主业、义利兼顾、乐善好施……

  但仅有这些还不够。在这些高贵商业品格的基础上，一个宗庆后被曾经的员工“背刺”的故事最终在移动互联平台上成形，并最终迫使另一当事人在宗庆后逝后刚满“头七”的当天就发声否认。

  3月12日，有主流财经媒体刊发了8年前宗庆后先生接受该媒体专访时的表述：“我和农夫山泉没矛盾，我和所有企业都没矛盾，公平合理竞争。”

  宗庆后先生还说：“我们企业公平合理的竞争，你说自己好没问题，你不要说人家不好。”

  主流财经媒体文章似有试图平息这场“背刺”传言之意，不过已经被情绪激发起来的网络及其用户已经很难听进去这些声音了。

  很多企业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自己性情没变、言行没变，获得的评价为何在不同时期会迥然不同？

  线上线下近乎一致的哀悼、对某些竞品的与情绪化地评价，不单单是对宗庆后先生个人的“论定”，更是这个时代对企业家群体的“总体呼声”。

  在过往报道中，大众传媒对宗庆后先生及其企业张贴的“标签”很鲜明：“资金充沛的娃哈哈始终专注主业，既没有投身房地产，也不涉及金融，这并不是因为跟不上时代潮流，而是我认为实体经济才是创造财富的经济，没有实体经济搞什么都搞不好。”

  娃哈哈唯一的一次“进军房地产”还只是和廉租房有关。大众传媒报道显示，为了让员工没有房贷压力、方便上下班，宗庆后先生早在5年前的2019年，就开始陆陆续续建造廉租房。廉租房地处寸土寸金的杭州市黄金地段，原来是原娃哈哈罐头厂的老厂房，在拆除之后，宗庆后先生随即决定在原址建设廉租房供员工居住。到去年6月份，有1300套廉租房交付使用。

  宗庆后先生上述“四不”决策在5年前可能还会被其他企业家嘲笑，甚至给予“落伍”的评价，5年后的今天却是时代对企业家群体的“基本要求”。提交虚假材料、违规减持从而让股民遭受巨大损失的上市公司越多、丢下烂尾楼、供应商欠款、房地产债务的企业家越多，人们对宗庆后先生的评价就越高。

  身处这个时代的所有人都是时代精神的创造者，也是时代精神的承担者。当某一个企业家感受到时代情绪排山倒海的压力，备受委屈、承受冤枉的时候，可曾想过，自己之前也共同参与了这一时代情绪的创造。抚平这些时代情绪也需要包括企业家在内的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社交媒体平台用户的痛斥、攻击甚至于谩骂当然都是过于情绪化的表达，但拨开这些情绪化表达的迷雾，看到的就是这个时代的忧伤：有多少个股民因为上市公司的行为损失惨重、有多少个家庭正在为烂尾房还要继续还房贷而焦头烂额。

  同为浙江人的金庸先生曾在自传体短篇小说《月云》的结尾处这样写道：“在宜官心底，他常常想到全嫂与月云在井栏边分别的那晚情景，全中国的地主几千年来不断迫得穷人家骨肉分离、妻离子散，千千万万的月云偶然吃到一条糖年糕就感激不尽，她常常吃不饱饭，挨饿挨得面黄肌瘦，在地主家里战战兢兢，经常担惊受怕，那时她还只十岁不到，她说宁可不吃饭，也要睡在爸爸和妈妈脚边，然而没有可能。宜官想到时常常会掉眼泪，这样的生活必须改变。他爸爸的田地是祖上传下来的，他爸爸、妈妈自己没有做坏事，没有欺压旁人，然而不自觉的依照祖上传下来的制度和方式做事，自己过得很舒服，忍令别人挨饿吃苦，而无动于衷。”

  金庸先生描述的那个时代早已离我们远去，但当代的企业家群体或许可以从金庸先生的笔尖获得更多启迪，进而可以思考怎么样为这个时代做得更多一些。

  创业初期，活下来并活好是企业家的最大压力；创业成功后，如何建构一个良好的企业形象又是企业家思考的一个重心。

  在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企业家形象评价几乎是十年甚至是数年就为之一变。十年前，很多被尊称为“商业教父”并享受极高声誉的企业家现在早已被拽下“神坛”，成为形象极为负面的“资本家”、“奸商”（网络评论常用语）；而原来形象并不一定如此高光的企业家则在身后迎来了最高的评价，并深深怀念。

  宗庆后先生受访时一句“我是企业家，不是资本家”的话语令人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感。

  在宗庆后先生身后引发的种种社会情绪于社会化媒体平台日趋高涨且尚未停歇之时，也有论者呼吁停止对某些特定企业家的“造谣”、“谩骂”甚至是贴上各种标签，并直言“谣言越来越离谱”，“今天是这个企业家，明天可能就是那个企业家”。

  面对造谣，企业当然可以也应该拿起法律的武器，向社会化媒体平台、造谣的组织和个人讨回公道。但面对企业声誉构建的长久之计，企业以及它负责人也应该将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既回到历史，也面向未来，思考企业家声誉和企业家群体声誉构建的时代命题。

  相信以宗庆后先生的宽厚性格，他更希望这场网络争论尽快平稳谢幕，而娃哈哈也将以一种更为平稳的态势继续发展。

  （作者陈良飞系澎湃新闻“理解长三角”专项写作计划主理人，澎湃新闻政治新闻部总监、港澳台新闻部总监，高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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